古兰经汉译历程

     《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被视为安拉赐予先知穆罕默德的最后启示。自唐代传入中国，这部经典不仅在中国穆斯林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汉译历程更是一部跨越四百余年的文化交流史。从最初的口述传抄，到如今的多元译本，《古兰经》的汉语翻译见证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化进程，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对外来文明的包容与吸收。

古兰经在中国的早期流传

     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中国，《古兰经》随之以手抄本形式开始在穆斯林社区流传。现存较早的手抄本中，北京东四清真寺收藏的1318年抄本尤为珍贵，由穆罕默德·本·艾哈迈德亲手抄录，字迹工整，保存完好。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保存的13世纪抄本更是被专家鉴定为“今世少有的珍本”，2004年国家文物局曾拨款150万元专项保护。这些手抄本不仅是宗教圣物，也是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逐渐形成以汉语为共同语的民族共同体，对经典翻译的需求日益迫切。这一时期的《古兰经》传播主要依靠经堂教育和阿訇讲解，普通穆斯林大多只能诵读原文而不解其意。随着印刷技术的成熟，19世纪中叶出现了木刻版《古兰经》，如云南穆斯林在马联元主持下刻印的《宝命真经》（1895年），开创了中国印刷《古兰经》的先河。

汉译历程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零星摘译（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以儒诠经”运动中，王岱舆、刘智、马注等学者开始在自己的汉文著述中引述《古兰经》片段。刘智在《天方典礼》中的翻译尤为谨慎，他坦言：“天经圣谕，皆本然妙文，无用藻饰，兹用汉译，或难符合”。这些摘译多为意译或转述，数量极少，反映了早期学者对翻译神圣经典的敬畏态度。

第二阶段：重点选译（18世纪后叶至20世纪初）

     随着穆斯林宗教生活的需要，一种称为《亥帖》（又称《赫厅》《玄帖》）的选译本开始广泛流传。这个选本包含18个短章，是穆斯林日常宗教礼仪中诵读频率最高的部分。其汉译形式分为两类：一类是音译本，如余海亭的《汉学赫厅》（1882年），通过汉字标注阿拉伯语音，帮助不识阿文的穆斯林诵读；另一类是译注本，如马联元的《赫听译解》（1874年），在音译基础上增加汉文注释和意译，帮助理解经文含义。

第三阶段：局部通译（清末至20世纪中叶）

     马德新（字复初）是第一位尝试通译《古兰经》的中国学者。他于19世纪中叶完成20卷译稿，可惜大部分毁于火灾，仅存5卷以《宝命真经直解》为题刊行。进入20世纪，哈德成、伍特公等学者在上海《回教学会月刊》上发表了三卷文言文译本，虽未完成全经翻译，却为后来的通译工作奠定了基础。

     王静斋阿訇在这一阶段贡献卓著，他先后以文言文（1932年甲种本）、经堂语白话文（1942年乙种本）和现代白话文（1946年丙种本）翻译了三种《古兰经译解》。其中丙种本附有注释1943条，内容翔实，深受穆斯林群众欢迎，成为20世纪中叶流传最广的汉译本之一。

第四阶段：全文通译（20世纪20年代至今）

     1927年，汉族学者铁铮根据坂本健一的日译本并参照罗德威尔的英译本，转译出版了第一部汉文全译本《可兰经》。虽然这是间接转译且存在不少瑕疵，但它填补了空白，激发了穆斯林学者翻译全经的决心。1931年，姬觉弥主持翻译的《汉译古兰经》在上海出版，这是第二部汉文全译本，由多学科专家合作完成，译文典雅凝练。

     穆斯林学者直接从阿拉伯文翻译全经的努力始于王静斋，他于1945年出版的《白话译解古兰经》（乙种本）是第一部从阿拉伯文直译的全译本。此后，马坚译本（1981年）以其“忠实、明白、流利”的特点成为最权威的通行本，被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采用为官方对照本的标准译文。

主要译本特色与贡献

• 铁铮《可兰经》（1927）：作为第一部汉文全译本，尽管是转译之作且译名不统一（混杂使用“神”“上帝”“阿拉”等称谓），但其开拓意义不可忽视。译本采用文言文，按卷次章序编排，每页书眉标注章节信息，为后来的译本提供了参考框架。

• 姬觉弥《汉译古兰经》（1931）：这部由哈同夫妇资助、集体合作的译本体现了严谨的学术态度。翻译团队包括阿拉伯文、英文、日文和汉文专家，译本“以阿拉伯文为主体，以欧译、日译为参考”，追求“简明了当，不失其真”。全书线装八册，收录了岑春煊等多位名家的序言手迹，装帧精美，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 王静斋译本系列：王静斋的翻译生涯体现了中国穆斯林学者对经典的虔诚与执着。他的三种译本反映了汉语表达的演变：甲种本文言典雅，乙种本经堂语朴实，丙种本白话通俗。尤其丙种本旁征博引，注释详尽，至今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 马坚译本（1981）：马坚毕生致力于《古兰经》翻译，其译本语言简洁流畅，既忠实原文又符合现代汉语习惯。他主张《古兰经》原文是“极美妙的白话文”，因此坚持用白话翻译，使经典更加贴近普通读者。该译本问世后迅速成为最权威的汉译本，对推广伊斯兰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 刘锦标《可兰汉译附传》（1943）：尝试以儒家思想阐释经文。

• 杨仲明《古兰经大义》（1947）：采用严格直译法，保持原文句式结构。

• 时子周《古兰经国语译解》（1958）：在台湾出版，弥补了海峡两岸的阅读需求。

• 林松《古兰经韵译》（1988）：首创韵文体翻译，展现经文音韵之美。

• 全道章《古兰经中阿文对照详注译本》（1989）：附有详尽的索引和注释，便于研究使用。

少数民族语言译本的发展

     中国有十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其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为满足这些民族穆斯林的需要，《古兰经》陆续被翻译成多种少数民族文字。

     维吾尔文译本方面，1910年玉素甫大毛拉在塔城完成《古兰经译注》手抄本；1986年，买买提·赛来的现代维文全译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译本参考了27种权威经注，出版后广受欢迎并获伊斯兰世界联盟嘉奖。

     哈萨克文全译本于1990年出版，由哈再孜和马哈什合译。柯尔克孜文全译本则于2003年出版，译者玉赛音·阿吉曾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

     这些少数民族语言译本的出现，使《古兰经》的教诲能够更直接地传达给各族穆斯林。

翻译趋势与当代发展

     纵观《古兰经》汉译历程，可以观察到几个明显趋势：

1. 翻译主体从非穆斯林学者转向穆斯林学者。早期全译本多由非穆斯林学者从其他语言转译，20世纪30年代后，穆斯林学者逐渐成为翻译主力，并从阿拉伯文直接翻译，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和宗教正统性。
2. 语言风格从文言文、经堂语向现代白话文演变。早期译本多用文言或经堂语，随着时代发展和读者需求变化，现代汉语译本成为主流，使经典更易被广大读者接受。
3. 注释从简略走向详尽，功能从单纯翻译扩展到研究辅助。现代译本往往附带大量注释、索引和研究资料，如全道章译本的《古兰经引得及其注释》长达85页，为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
4. 数字化和网络化传播成为新趋势。近年来，《古兰经》原文、译文和研究资料被制作成电子格式，通过互联网广泛传播。“古兰经信息网”等专业网站为学习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

     2024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翻译出版了《古兰经节选简注》，这一最新译本不仅注重译文的准确畅达，还按主题分类并添加简注，特别强调“反映中道思想与时代精神”，体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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